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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陈生玺 今年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明清史专家、原中国史学会执行主席、第一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组组长、我校原历史系系主任、副校长郑天挺先生诞辰110周年、逝世28周年纪念。28年来史学的研究有很大发展，但回忆郑天挺先生的言传身教，对于当前史学研究一些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仍很有指导意义。郑天挺先生是我国“五四”以后造就的老一代史学家代表之一，他继承了清代朴学严谨治学的朴素作风、深厚的古文献基础和“五四”以来民主思想学术自由的研究精神，所以他的史学成就具有“五四”以来中国学术史的时代特色，仅此一点，使我们这些晚生后辈深感望尘莫及。现仅就个人学习先生遗著的体会，略述一二。 一、研究历史在于求真务实 历史已经成为过去，我们研究它，首先就是求得它的真实。只有真实，对我们现在才有用。他曾经多次讲“研究历史要求真、求用，首先是求真，然后才能求用，要求真是相当不容易的。”这就涉及我们研究历史的一个实际问题，怎样才能求真，这一点清代的乾嘉学派对我国的学术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因为清代实行了残酷的文字狱，许多知识分子研究学问不敢涉及现代，便只好钻故纸堆，所谓钻故纸堆就是避开现实，对中国古代学术一些疑难问题进行详细的考证和清理，这样便出现了一批对中国古代有深入研究的经史和文字学专家。一方面是解决了古代一些学术疑难问题，一方面是创造了一些解决这些疑难问题的考证方法，这些考证方法是强调要认真读懂古书。要读懂古书，必须懂得古音。清代的考据学大家顾炎武说：“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诸子百家，莫不皆然。”(顾炎武《答李之德书》)因为古代的文字与现代不同，要认识古字的本意，必须知道它的读音，因为同一字，读音不同，其意不同，所谓“识字审音，乃知其意”(惠栋《九经古义序》)。这就是说，要读懂古书，必须懂得文字学和音韵学。其次还要了解当时的典章制度与地理沿革等事，进行相互证明，证明至少要有本证和旁证两条(本证就是自身证明，旁证必须采自他书)才能成立。孤证必须存疑。郑天挺先生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学门，受业于声韵训诂学大家钱玄同。他说他们当时读书，一本《尔雅》、一本《广韵》、一本《说文》，经常翻阅，读古文则是《文选》。所以他在古文字学和音韵学方面有深厚的基础，对一些历史疑难问题，大多是用这种考证方法而研究成的。例如他关于西藏的著名论文《发羌之地望与对音》就是用古文字学、音韵学、地理沿革相互对证，证明了《新唐书》上的发羌即吐蕃的先世，远在隋唐以前东汉时就与中原有了交往。由此可见历史求真之难。所以研究历史，尤其是古史离不开考证，只有经过考证，才能求得历史的真实。只有真实的东西，对人们的认识才有用，所以有用是以真实为前提的。不真实的东西，不但没有用，还会起相反的作用。例如“文革”时期“批林批孔”，为了歪曲和丑化孔子，引用《荀子·宥坐》篇，“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引用《庄子·盗跖》篇说盗跖痛批孔子是“巧伪人”。事实上通读这两篇全文，都是借预设的寓言故事来阐发自己的政治观点，根本不是记载历史事实。“四人帮”之流，根本就不详究少正卯是否确有其人，就大加批判。关于盗跖痛批孔子就更为可笑，他书说盗跖是鲁庄公时人，与孔子相去百余年，怎能与孔子互相辩说呢。
关于求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理解。历代有些统治者也强调用，他们的用就是要为他的统治所用，以巩固他的统治地位。顾炎武提出“经世致用”，则是于国计民生有用，治世安民有用。郑天挺先生在抗日战争期间所撰写的《清代皇室之氏族与血系》、《清入关前后几种礼俗的变迁》一系列重要论文，都是为了考察历史的真实，以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制造满洲国的阴谋。所以他的考证不是钻故纸堆，脱离现实的为学术而学术。对于用，不能用实用主义的态度，要符合科学客观规律。今天我们应该继承他这一优良学风和学术遗产，加强对古文献方面的学习，以便做出新的成绩。这就是说我们做事，除了有良好的愿望而外，也要有很好的技能。 二、重视史料 解放前，郑天挺先生被称为“史料派”，这当然是片面、不正确的，但他重视史料却是事实。史料就是研究历史的原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米怎么能做成饭呢？历史已经成为过去，我们要了解过去的历史，只能根据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材料，有文字的，有实物的。他曾说：“我们研究历史，是根据事实，事实是现象和本质的统一，依据史料而知道事实。”因为历史是一种客观存在，客观存在是不能任意制造的，所以要知道事实，必须依据史料，不能凭主观想象。对于史料，他强调要详细地占有史料，每一条史料只是一个事件的片段，要研究一个历史事件，了解它的历史全貌，必须详细地占有资料，包括正面的、反面的，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尽可能多地占有更多的资料，尤其要重视新发现的资料，然后才能从这些材料中，得出正确的结论。他曾经多次讲，我们对某一历史事件下判断时要“字字有根据，处处有来历”。材料少了，“孤证”只能存疑。决不能只找合乎自己愿望得到的材料。其次，他说史料并不等于历史，史料只是某一历史时代、某一历史事件分散的、片断的、甚至是重复的资料，只有对资料进行科学的提炼、分析、组织，才能成为历史。他特别强调对资料要广泛联系和深入分析。广泛联系就是对史料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如时代背景典章制度，上下左右都要说得通，没有矛盾，因为历史事件是彼此有内在联系的，不能这一方面说得通，那一方面却说不通，说不通硬要说通，就容易穿凿附会。这是我们在历史研究中常见的一种现象，为了坚持己见，对于不合自己观点的史料就任意解释，只选取符合自己观点的材料，对相反的材料不用或者视而不见。由此可见，在历史研究中收集材料分析材料上，也要下大功夫。 占有史料问题，他曾说历史上有些死结问题，由于史料不足无法解决。例如关于赵匡胤的死“烛影斧声，千古之谜”。还有建文帝的下落，这些问题，前人已经纠缠了几十年或几百年，都无法解决，没有新的材料，不要去搞，以免浪费精力而无所得。这一点很有现实意义，有些初学历史的人，不了解这种情况，总想通过搞这些问题一鸣惊人，提出某些主观设想去找史料，实际这是不可能的。我在本科毕业时，曾研究过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什么，是否真是找建文帝的，对此深有体会，一些新进后学，切不要走入这一误区。 三、因果关系不能颠倒 历史的发展是一个客观过程，原因在前，结果在后。我们研究某一历史事件时，也要先从起因入手，一步一步往下深究，最后达到结果，绝不能颠倒因果关系。对于这个问题郑天挺先生曾说：历史研究和自然、技术科学研究一样，也有一个科学的方法，爱因斯坦曾告诉他的学生3句话，一是因果律不能颠倒，二是时间不能倒过去，三是将来不能影响到现在。学历史也是这样：因果关系不能颠倒；时间先后不能错乱；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不能用后来的发展附会当时。 这三条对我们研究历史极为重要。在自然科学方面，凡是规律，一有普遍性，二有重复性。但在历史科学方面则有差别，历史是不可重复的，由于历史不可重复，这就给人们的主观推断留下很大的空间，往往会用结果来说明原因，或者以结果为前提来找寻适合于结果的原因，来叙述历史，好像历史的发展一开始就直奔主题。例如清朝的入关和统一全国，这是当时各种政治力量相互斗争的结果，由于萨尔浒之战明兵大败，才给努尔哈赤进入辽东提供了机会，明朝要收复辽东，才导致明清之间的长期战争。最后由于李自成农民起义进了北京灭亡了明朝，又给清军入关提供了条件，清朝入关后统一全国，这是个历史结果。若从这个结果出发，那么袁崇焕、史可法，以及南明的抗清斗争就没有什么意义，他们在清军的进攻面前就应该举手投降，以便使清军顺利地完成它的统一大业，这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符合历史进程。这种观点就是以今律古，用结果来附会原因，颠倒了因果关系，是一种历史的宿命论。它割裂了历史的全貌。这是目前我们历史工作者自觉或不自觉容易犯的毛病，目前有些历史著作就是用这种观点写成的，而且在社会上极有影响。 以上是我个人的一些体会，以示我对先生的追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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