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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魏宏运 80年代初，我与杨志玖先生都居住于南大北村。那时家里还没有安置私家电话，我有事时常登门造访杨师。杨师平易近人，我们谈天说地，无所不谈。我聆听过杨师谈他在昆明和宜宾李庄求学和工作的体验，令人神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由昆明迁至四川宜宾，他被傅斯年借调去协助研究，在李庄住了两年半。房东见这位年轻人忠厚淳朴并勤奋好学，将自己的爱女许配于他。杨师在这里成家立业。杨师母一生一直伴随着他。 正直的学者都有自己的个性和品格。杨先生相貌文雅，具有大家之风。而在学问的追求和学术的探讨上，他是很有棱角的学者。只要他认定自己的理论正确，就充满信心，绝不随波逐流，绝不让步，他所表现出的勇气，使人倍感敬佩。仅就下述几个事例就可看到他的坚强意志和无所畏惧的精神。 其一，他为雷海宗1957年在双百座谈会上发言的辩护。事实是这样的，《人民日报》编辑部在邀请天津10位教授座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进一步贯彻问题，雷先生发言中讲到历史研究，特别是世界史研究的现状和问题，其中有这样的话：“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树立的新的社会科学的看法，大家在理论上是一致，承认马克思主义应该发展，可是实际上是停止了发展，还停留在恩格斯1895年死时的地方。1895年以后，列宁斯大林在个别问题上有新的提法，但他们主要谈当前革命问题。从了解整个几千年人类历史经验，建立新的社会科学来说，基本上停留在1895年。教条主义者就是这样。马克思、恩格斯生平也是经常修改他们的学说，他们注意到当时每一个社会科学部门的发展情况，掌握科学研究的材料和成果。可是以后人们就认为他们已解决了一切问题，社会科学不能再发展了。事实上并不如此……”
未曾料到这段发言竟闯下了大祸。4月21日《人民日报》第3版刊出雷的发言和编者注，“注”以黑体5号字表明：“雷海宗先生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是我们不能同意的。”于是京津两市学界一些著名人士，对“马克思主义基本上停留在1895年”的论述进行批判讨伐，上纲上线，说这是一场思想战线上严重的阶级斗争。政治气氛相当紧张。 杨志玖此时却挺身而出，认为雷的评论是正确的，为雷的言论辩护，写信给《人民日报》。认为《人民日报》误解了雷先生的本意，雷先生讲的是1895年以后社会科学没有发展，是指在历史科学没有发展，至于革命理论当然有发展。马克思主义有发展，这是人所共知的。“他说的是历史科学，他是学历史的，知道马、恩说过的和没有说过的，有很多问题，马、恩当时没有发现的，现在可以补充修正。”杨先生还列举出马克思主义一些不符合中国历史发展实际的论断，认为应百家争鸣，发展丰富历史科学。杨先生敢于向《人民日报》挑战，勇于正视我国知识界在学习马列主义中的生搬硬套，勇气十足，他敢于说老实话，这是一个正直学人应有的风骨，于当时于今日来说，都是难能可贵的。 其二，杨先生培养的一名博士生毕业，请北京一位教授主持答辩，这位学生的论文是关于唐朝一问题，观点和陈寅恪的不一致。主持答辩者是陈的弟子，本着陈的看法，不予通过。杨先生则说，不能说陈先生一切论断都是正确的，学术问题应该争鸣，这样学术才能发展繁荣。应本着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精神，有广阔的胸怀，对待后学。即使在某一问题上针锋相对，也应站在有正确论据的独创性方面，不能偏袒盲从。治学要有怀疑态度，这是宋代文史学家郑樵早就说过的。杨先生尊敬权威，学术研究问题上则有自己的独立思想。我国古语讲：“学术乃天下之公器，非人所得而私也。”杨先生是这一格言的拥护者和实践者。 理智地讲，不能认为权威们的任何论断都是正确的。譬如大师陈寅恪于1937年“七·七”全面抗战开始一周后，与吴宓在清华园散步时说：“抵抗必亡国，屈服乃上策。保全华南，悉心备战，将来或可逐渐恢复，至少中国尚可偏安苟存。一战则全局覆没，而中国永亡矣。”(《吴宓日记》第六册，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168—169页)值举国上下团结一致，为国家和民族生存而战，作出上述悲观的论述，人们看了这些话作何感慨呢？总不能说不是错误吧？ 杨师的道德文章，堪称楷模。斯人已去，山高水长，风范永存。谨写这点点滴滴回忆，以表达对恩师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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