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社科院的研究者、学者还是故宫的管理者，对于武斌来说，这只是职务上的转变，只是给了自己一个在不同的层面上进行学习的机会。如果非要给自己画一个肖像，武斌说，那就是读书人。 他有着太多的理由放下手中的的书和笔：繁忙的行政事务、喧嚣的社会风气以及各种名目的会议、应酬……，因为他有一个特殊的职务——沈阳故宫博物院院长。可是，他始终保持着读书人那种特有的冷静和对于书本的挚爱，他利用出门坐车、会议间隙的各种机会读书，甚至每天早晨4点就起床，伏案沉思，然后奋笔疾书…… 他就是武斌，他说，“我本就是个读书人，无论何时何地。 ” 300多年前的沈阳故宫，礼乐隆隆、皇权威严，它的主人——开创清帝国百年基业的努尔哈赤与皇太极在这里接受群臣的朝拜，他们统御八旗劲旅，挥使虎狼之师，占领蓝天下广袤的土地才是他们的目标；今日的沈阳故宫，游人如织、商贾云集，昔日的大内皇宫成为沈阳的旅游胜地。“文武之道，一张一弛”，饱经沧桑的沈阳故宫迎来了一位饱学的文人管理者，这仿佛是历史冥冥之中的安排。一位经纶满腹、著作等身的读书人武斌，而充实比蓝天还要广阔的心灵世界才是他的最终方向…… 读书练就的“杂家” 武斌面带和蔼，谈吐幽默，逻辑清晰，眼镜后面闪烁着饱经世事而又不乏睿智的目光，举止投足显得从容不迫，他热情的招呼我们坐下，笑着坐在我们的对面，与我们聊了起来。 武斌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第一批大学生。1977年，全国正式恢复高考，武斌凭借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南开大学哲学系。在那个“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的时代里，能够坚持利用各种时间读书，并在恢复了中断十年的高考中考取名牌大学的人，可谓寥寥无几，可是身处那个时代的夹缝中的武斌又是如何做的呢？ 在武斌撰写的《我的学术自述》中，记者找到了答案。 武斌小学将要毕业时，“文化大革命”爆发，作为学生的武斌经常要参加各种学校组织的活动，因此他并没有接受到完整的中学阶段基础教育，并于16岁那年被安排到了一个山沟里的长途电信局备战点。“我在这里工作了四年多。我在这些年里的收获，就是有许多时间读书。我通过各种方式寻找一切可以阅读的东西，培养了自己浓厚的阅读兴趣。虽然当时找书并不容易，由于阅历浅薄，有许多东西也不能理解，但是这种读书和思考的兴趣对于以后走上学术道路却是十分重要的。 ” 由于有了强烈的兴趣和良好的学习条件和氛围，再加上名师的指点，从大学开始，武斌便开始涉猎各学科的知识，哲学书之外，他还读了许多文学、历史、美学等方面的名著，可谓是涉猎广泛。 1982年初，武斌进入辽宁社会科学院工作，一直到2004年10月离开，整整22年。 谈及读书的广度，武斌可以算得上是一位“杂家”。武斌笑着说，现在学科划分精细，培养出来的往往都是专家，而他本人由于读书涉猎面比较广，各个方面都知道一些，因此称自己“不是专家”，是一个“见到谁都说内行话”的杂家。有一次与一位画家谈画，由于他说的内行，武斌被这位画家连称“专业”。 其实这并不奇怪，在中国古代，读书人往往通读百家之作，上通天文，下晓地理，得位则治国安邦、经世济民，失位则行医算卦，修书习武，弭所不通。而坐在眼前的这位武斌似乎大有此等风范。 “读书本是平常事” 说到对于读书的热爱，武斌有一个座右铭：“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 ”这句话是武斌在北京一家叫涵芬楼的书店看到的一副对联，他每次到北京买书都到这家书店，而且总要站在那里把这副对联读一遍，他对这副对联甚是喜爱，因此武斌把它写成对子挂在书房里以示激励。 在他的大笔记本里，记者还看到赫然写着两行整齐醒目的句子：“有关家国书常读，无益身心事莫为。 ”武斌把它作为自己的处事格言。 也许有人会问武斌为什么如此喜爱读书呢？武斌的回答是：读书“一来是我的职业行为”，增长知识便于开展研究工作，但更重要的是读书可以实现“人生态度的升华”，提高个人修养。 谈到这里，武斌引用了孔子的一句话：“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意思是说，古代的读书人读书是为了个人的修身养性，陶冶性情，塑造良好的品格，而今天的人读书或是为了从中谋取利益，或是为了现实的用处，即所谓的经世之学，完全没有从自身修养处考虑。武斌的这番话让记者真切地感受到武斌那种真诚、谨慎而又冷静的为学态度。 武斌认为“读书是最好的生存方式”，因为读书给人以智慧，可以使人独立的思考问题，而武斌就是这样一个向往独立思考的人。“在我的书房里，唯一的一个条幅，就是陈寅恪的那句名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我把这句名言引为我的精神指导。 ” 谈到这里，武斌不禁欠了欠身，明显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语调明显的提高，此时此刻，仿佛一个高昂着头颅、高唱“不自由，毋宁死”的特立独行的灵魂正在记者的眼前飘荡。我隐隐地感觉到，这个理由似乎是他读书的最深动力所在。 对于当下社会读书的氛围还不是很浓，尤其是读书对于一些人可谓是“读书难，难于上青天”，武斌认为“读书本是平常事”。因为人类之所以能够区别于其他动物，一个最主要原因就是人类发明了语言文字，而书籍用文字的形式传承人类记忆、传播文明，每个人都需要读书，以便从书籍中获取知识以及祖先的经验。从某种意义上说，“听老人讲故事、看场电影都是阅读的一种方式。 ” 用武斌自己的一句话来说，那就是“读书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更是我生命的一个重要部分”。 “随时随地进入状态” 2004年10月，武斌开始担任沈阳故宫博物院院长，这对于一个“学者型”的读书人来说可谓喜忧参半。 离开了辽宁社会科学院的学术研究工作，走上了行政领导岗位，各种公务、应酬便开始接连不断，这就意味着武斌的读书和写作的时间“严重缩水”，对此武斌笑谈：“在办公室没有时间看书，我就利用出门坐车、开会的间隙读书，另外每天二十几种报纸、杂志我都要看。差不多每天早晨4点钟我就起床进行写作，之后8点上班，两不耽误。 ” 鲁迅曾经说过，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挤，总还是有的。武斌这种强烈的读书和写作欲望并没有被业余时间的有限和琐事缠身所束缚，更没有为世俗的诱惑所动摇。相反，这一切不利的条件似乎更加激起了他坚持读书写作的决心。 而一进他的办公室，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快要占到一面墙的书架，书架上整齐地摆放着各学科的书籍，门后和办公桌后还堆放着好几摞书，办公室的氛围因为这些书显得厚重起来，俨然成为一个书房。 为了保证写作的质量，武斌给自己做出了苛刻得近乎常人难以做到的规定：“首先要保证一定的时间；二是随时随地准备进入状态，坐下就能立刻投入；三是对写作永远保持新鲜感。 ”为了读书和创作，他不断地挑战生理的极限。“我个人觉得要有纪律性，要严格约束自己的行为，不要整天嘻嘻哈哈的，心里头要明确自己的目标。 ”武斌感叹到，虽然每日处于繁杂的社会事务之中，但是心里却是十分冷静地清楚自己的目标。同时他自己笑称，桌子上虽然也一样摆着手机、烟盒，但是心里却十分清楚自己该做什么。由此让人不难见到，他做到了灵活性与原则性的完美结合。 正是得益于这种审慎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对于文字的责任感，才使得武斌如今虽然已经完成了将近一千五六百万字的著作，依然能够认真地对待眼下的每一个字，依然“像艺术品那样”打磨每一篇文章，以至于给报社投去的小文章，每每当其刊发时，自己总是“急急忙忙找来报纸看看”。不管多小的文章在他的心中都是宝贝，文字在他心中的地位永远是神圣的。 而看似繁杂的工作在武斌看来，是一次“理论联系实际”的机会，种种的社会活动使他更加了解实际生活，有了基层具体的现实感的同时，对于前期的学术研究也有了更加深刻地思考和理解。“这样做可以打开窗户看看别人的生活是怎样的，避免了个人小圈子的自我陶醉，同时可以从别人处借鉴智慧，从活动中受到别人的启发。 ” “文墨生涯”是他的生命归宿 “总有一种尽快返回书房的心理冲动，回到以前那种纯粹的书斋生活。 ”已经成为一名著名学者和成功的管理者后，当被问及自己还有什么愿望期待去实现时，武斌这样感叹道。 对于名和利，武斌显然看得很淡，“我也不想升个官啥的，就想能早点回到家里专门从事创作。到那时，一个退休的老头，不在体制当中，将会以更加自由、从容的心态和更大的发挥空间去描绘心中的理想。 ” 目前，武斌已经着手开始对自己的学术经历和成绩进行总结，以便看一看自己的学术事业处于何种阶段，哪些需要发扬、哪些需要改正，为以后继续进行学术研究做好铺垫，而文中提到的那些堆在地上的书就是已经整理好的资料。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武斌总结到：“我总是倾向于认为，在所有可以选择的各种生活方式中，文墨生涯大概是最好的生活方式，至少对我如此……我给自己定位了一个很伟大的目标，我应该‘贡献思想’……这是我孜孜以求的。 ” 武斌认为，到那时凭借自己二十几年的学术训练和这么多年的实践训练，自己的写作能力和认识水平应该会上升很大一个档次，这样就可以实现他“人生的追求和打算”——“思考并启发别人思考”。 见习记者 王吉庆 记者 吴新星本版图片均由记者 吴新星 摄 武斌其人 1953年4月11日生，南开大学哲学系毕业，现任沈阳故宫博物院院长、研究员、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辽宁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辽宁省历史学会副会长、沈阳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主要从事中国文化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兼及传记文学和散文随笔创作，出版的学术著作有40余部，其中有《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三卷）、《现代中国人——从过去走向未来》、《中国文化史概说》、《中医与中国文化》、《二十世纪中国时尚史》，另有随笔集《望湖书屋纪事》、《漫步在哲学家小路》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