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我的好朋友，很谦虚、很低调、很南开。”适值南开大学建校90年之际，93岁的申泮文院士追忆起这位杰出的南开校友，不禁将思绪转到他们相识的70年前，这位校友就是将毕生精力奉献给我国地球化学事业的涂光炽院士。
　　这是个既陌生又熟悉的名字，陌生在于笔者对地球化学领域的陌生，由于自身的知识浅薄而对这位伟大的科学家的陌生；熟悉在于“南开人”3个字，在于了解这位老人之后感慨于他辉煌而又谦恭的一生。
　　2002年12月，国际矿物协会新矿物和矿物命名委员会通过了对一种新矿物的审批，并将其命名为“涂氏磷钙石”，这是对这位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创建人和首任会长最大的褒奖。

    涂光炽的青年时代是在祖国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时期度过的。他虽然生活在殷实之家，但与许多热血青年一样，痛恨日寇对中国的蹂躏。
　　1937年“七七”事变后，刚考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大前身）的涂光炽不满国民党政府的消极抗战政策。当年的秋天，他与一批大学同学冲破层层阻力来到了革命的圣地延安，加入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接受到了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从此奠定了他在长期科学研究中的辩证思维。（经中共中央组织部认定，涂光炽于1938年1月参加革命工作。）1938年春，涂光炽被分配到陕西国民党统治区的一个县，以教师身份从事地下工作。由于叛徒的出卖，党的组织遭到破坏。鉴于当时的情况，党组织决定涂光炽等人以学生身份回到大学继续学习，等待时机。他以南开大学学籍回到了当时的“西南联大”，边学习边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曾多次引起特务的注意。鉴于他特殊的家庭身份（父亲是国民党政府驻缅甸大使），才最终没有对他采取行动。1944年，涂光炽从西南联大毕业，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为了掌握更多的知识和摆脱国民党特务的纠缠，他决定到美国留学。
　　早在国内大学期间，涂光炽就深为国家的软弱而激愤。他认为近百年来，中国遭受列强的侵略就在于没有自己的工业，而发展工业就需要矿产业支撑。于是到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研究生部之后，他继续攻读地质学专业。
　　赴美留学期间，涂光炽于1949年8月在纽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次年9月，他冲破重重阻力回到祖国，投入到地球科学的建设事业中。
　　60多年来，涂光炽把全部精力倾注于我国矿产资源的开发研究工作。他常说：“研究矿床必须亲眼看，光研究理论是不够的。”他坚持每年数次到野外实地调查，甚至经常下到千米深的矿井。在2006年，他还前往北京昌平专门调查石灰岩。
　　作为一个科学家，涂光炽在矿床研究问题上一直坚信真理。1974年前后，国内掀起了一股“寻找富铁矿”的热潮。当时，领导号召大家寻找与巴西、澳大利亚、苏联等国类似的富铁矿。学界一些人也认为，那些产铁大国的富铁矿主要属于“前寒武系古风化壳型”，中国也应该按照这个思路去找矿。
　　涂光炽多次明确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中国的条带状铁矿多是太古宙形成，变质程度深，铁矿多为氧化物，如磁铁矿，这样的铁矿石很难在后期风化作用中形成富铁矿。如果按照国外的经验去找矿，最终只会是浪费人力物力。
　　冒着可能被批判为“灭矿论”的风险，涂光炽的耿直与骨气可见一斑。

　　“顶天立地”的中国科学家

    “设想要海阔天空，观察要全面细致；实验要准确可靠，分析要客观周到；立论要有根有据，推论要适可而止；结论要留有余地，表达要言简意赅。”
　　这是涂光炽与青年科学工作者共勉的座右铭。言为士则，行为世范。涂光炽的爱国情怀和治学态度，为学界树立了一个典范。
　　涂光炽南开中学时的老同学、环境地球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刘东生曾评价说：“光炽同志从青年时代起就是一个奋斗目标十分明确的人。”
　　刘东生在祝贺涂光炽从事革命和地球科学工作60周年暨80华诞时对他的评价里讲到：“光炽同志可能是我国调查、研究过我国矿床地点和类型最多的人之一。他的足迹遍及全球许多矿床。直到他80岁，每年还要跑一些新的地区、新的矿床，为后来治学的人树立一面镜子，是对照自己而进行思考的源泉。”
　　经历了10年“文革”浩劫，祖国大地迎来了科学的春天。1980年举行了中国科学院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莅临大会，接见全体学部委员（现称院士）。这次大会向世界宣告：中国科学界的最高学术群体将在建设祖国四个现代化进程中，翻开新的历史篇章。
　　这次大会恢复了5个学部的活动，重组和加强了各学部的领导机构。地学部选举产生了新的领导集体，涂光炽当选为第三任地学部主任。此后，在长达近15年的学部领导岗位上，涂光炽和他的领导集体为学部工作和组织建设，为推动地学科技进步和在国民经济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作出了卓越贡献。
　　1984年，中国科学院学部的性质发生了变化，由“科学院的最高决策机构”改变为“国家在自然科学方面的最高咨询机构”。涂光炽先后与一些学部委员和工作人员交换意见后提出：“文革”期间学部不能开展工作，现在学部如果不活动就没有理由。“咨询”，应该是自上而下，或受委托而进行，现在没有人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把大家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提出来，归纳为意见和建议提交给国家，就叫主动咨询吧。
　　从此，地学部开展主动咨询的工作拉开了序幕，在以后的十几年中，在地球科学重大问题和国民经济建设急需、紧迫的问题上都全方位地开展工作，从而使地学部成为科学院内一支十分有活力的院士队伍。
　　1992年，涂光炽与学部其他领导共同发起组织了“上天、入地、下海——地学新技术新方法”研讨会，很多院士对发展我国空间科学、发展我国固体地球科学，特别是开展大陆深钻研究等有关问题、对加强我国海洋科学研究提出咨询意见。在地学部多次呼吁和有关部门共同努力下，得到了国务院对于开展大陆深钻和大洋钻探的支持。

　　谦恭严谨的地球化学家

    涂光炽1949年获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博士学位，1955年被派往苏联深造的他又获莫斯科大学博士学位，回到祖国后，被分配在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工作。
　　1956年是我国实行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迅速发展的工业需要更多的资源支持。当研究所通知由他负责带队到西北进行科学考察时，年富力强的涂光炽立即投入到最艰苦的祁连山的区域地质综合考察工作中。从祁连山考察开始，几十年中，他的足迹遍及国内外大大小小的600余个矿山点。
　　搞地质矿床研究，必须深入现场考察，以获取第一手资料。青壮年时期，涂光炽每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野外或出差中度过，而且每到一处，总是白天跑野外，晚上写笔记、作报告。跟涂光炽出差多年的同志说：“跟涂先生出差，休想游山玩水。”
　　20世纪60至90年代，野外科考住招待所，涂光炽总是挑最便宜的房间，没有招待所，就住小旅店，从不挑剔。1973年，他带所里十多个同志乘卡车从贵阳出发，考察了华南8省的花岗岩，有时他坐在车厢里，把驾驶室让给其他同志。晚上，十几个人睡一个大通铺或住一个帐篷，他从无怨言。以后年龄大了，随行的同志们安排他住单间，他也要求住最便宜的。
　　涂光炽把全部精力倾注于我国矿产资源的开发研究工作。他先后撰写130多篇学术论文，主编5部学术专著，总结了我国矿产资源的形成规律，提出了符合我国地质特点的成矿理论，并成功地指导了生产实践，为开拓我国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的新局面作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在他主持和指导地化所科研工作的20年中，逐步建立和发展了我国地球化学和矿物学领域的许多新兴分支学科。
　　2007年7月涂光炽去世后，他的第一位博士生丁抗回忆起一件往事：“20多年前的一天，先生走进办公室，非常感慨和高兴地对我说：‘小丁，我今天干了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我结束了历时四分之一世纪的行政历程。’我在广播里听到涂先生辞去所长职务的讲话，望着他，不禁问道：‘那您以后干什么呢？’”
　　涂光炽当时没有回答，他平和又十分认真地问丁抗：“小丁，你知道什么是学者吗？”
　　涂光炽先生88年的人生历程，对这个问题作出了称得上典范的诠释。

　　作者按：本文参考了《科技日报》——《地学大师诠释学者风范——缅怀涂光炽院士》（2008年4月3日记者胡唯元）和《科学新闻》——《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者——记贵州省首届最高科技奖获得者涂光炽院士》（2003年第8期 熊和生）。

-- 转自《南开大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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